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于2013年11月23日、24日举办了“文化遗产与文化认同”国际会议。会议有来自于西班牙、法国、泰国和来自于北京、上海、成都、昆明、内蒙古、厦门等地的国内外一流专家学者共30余人参加。与会者的学科背景涉及人类学、民族学、符号学、历史学、建筑学等诸多领域。

本次会议不仅延续了国际社会讨论的议题，也再一次发出了政府之外的学界声音。实际上在此之前，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和暨南大学文学院已经先后组织了“中国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十年历程”和“转型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两次大型学术会议。但此次会议设置的“文化交流与遗产认同”、“遗产传承与身份认同”、“本土传统与遗产认同”以及“遗产实践：保护与发展”四个议题，以及“会议宗旨”提出的“文化遗产对于民族身份的认同、凝聚和交往起着重要作用，同时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普遍关切的核心议题。本会议聚焦于此，从多学科和跨国界角度组织讨论，希望通过与会者各自的视角、案例及关怀进行阐述和对话，不求千篇一律，但求不同而合。”在延续上两次会议的讨论主题基础上，将“文化认同”纳入到对“文化遗产”的讨论中，进一步推进了文化遗产的讨论。会议发起者四川大学徐新建教授明确表示本次会议不仅要讨论“文化遗产”和“文化认同”，更重要的是要关注两者之间的关系，使得这一主题得到更深层次的拓展。

11月23日上午，四川大学冯宪光教授的发言“中华多民族文化的‘一体多元’结构”拉开了此次会议的序幕。冯教授首先区分了“中华民族文化”与“中华多民族文化”两个概念的内在差异，从而认为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结构”主要是政治的一体而非文化的一体，中华多民族文化本身则呈现出“一体多元”的格局。北京大学杨煦生教授则从“Identity”这一被汉语世界普遍译为“认同”的词汇入手，探讨了它本身具有的多元意涵以及在当前中国思想语境中的特殊意义。进而指出“Identity”在西方语境中至少关涉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宗教等诸多学者，因此在翻译和具体的使用中本应移步随形。四川大学曹顺庆教授作了“中华多民族文化认同的三大困境”的发言，指出中华多民族文化认同面临着“现代人与传统文化的不认同”、“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互不认同”、“海峡两岸的互不认同”。本场讨论都是关涉“文化认同”的根本性问题，冯教授和曹教授力图从整体上把握中华多民族文化认同的内在特点，而杨教授则从“认同”在不同语境转换中的差异性表达提出重新认识目前国内的认同热问题，引起了评议人高丙中教授和与会学者的激烈讨论，高教授对中华多民族文化“一体多元”的设想提出异议，认为费孝通先生的“一体多元”不仅是政治上的一体，它也涵括了文化的多元。蔡华教授则从杨教授的发言引出对会议名称“文化遗产与文化认同”之“认同”词性的质疑，他说从三个发言中明显感觉“认同”作为动词而被使用，但是“Identity”在人类学的话语中更应该是名词“身份”的对译，因此“文化认同”可能更多包含“文化身份”的内在含义，两者不能混淆。在笔者看来，实际上可以将“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并置，它们与“文化遗产”的内在关系并不会因二者的不同所指而割裂，可以说“文化遗产”让作为主体的人或人群清楚了在诸多文化类型中自我身份的定位，从而在行动上获得对某种遗产的认同，并进一步强化自我的身份意识，亦即通过“文化遗产”唤起“文化自觉”，从而实现“文化认同”以强化“文化身份”，再反过来使“文化遗产”得到保护。叶舒宪教授则从“Identity”一词被比较文学界接受的历史入手，就曹教授的三大困境提出质疑。曹教授从两个方面作了回应：第一，文化遗产存在认同困境并不排除认同的存在；第二，汉语世界中一直存在“认同”，如果非要强调英语世界中的“Identity”与汉语世界中词汇的对译，恰好是“失语症”的表现。

除宏观的理论探讨外，也有发言对特定地区、特定族群、特定时代进行个案分析，从个案中透视文化遗产与文化认同的内在关联性。西班牙学者Xavier Ramero-frias以南亚和东南亚的文化遗产为考察对象，探讨了食物习惯在族群的身份认同中所扮演的角色。法国学者歩睿飞是建筑设计专家，长期关注中国古建筑、古街道、古村落的保护，在本次会议上他以自己在北京、河北等地的项目为例，从地理空间上将城市分为三区，即核心城区、城郊和郊外，提出中国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二区和三区往往以一区为建设的目标和模范的对象，致使本地人的文化自豪感逐渐丧失，在文化认同上无所适从。因此，城市建设和规划必须利用二区和三区本身的文化遗产，回到当地人的视角，在建设中寻求文化认同。北京大学蔡华教授以中国的纳人为例，认为文化遗产等同于文化身份，二者是同构的，一旦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消失掉，其文化身份也便发生了变化。中央民族大学钟进文教授以青海托茂人为例，探讨了藏边社会各族群作为两种知识体系的复合体，虽继承了族群的文化遗产，却不断遭遇到新的身份认同的尴尬。李祥林教授以茂县的中国羌城为例，结合羌族的社会、历史与文化，认为在汶川地震以后，羌族在文化认同上同时涵括了先祖认同、国家认同与文明认同三个维度。三峡大学吴正彪教授以近年来在贵州发现的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为例，指出文化遗产能够强化族群的文化认同，同时又是一个族群区别于其他族群的重要标示。这几个发言均从个案入手，探讨了当代语境下文化遗产面对不同的外来文化的冲击时，当地人是如何重新认识自身的文化传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化认同的不同选择。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这次会议的讨论热点，高丙中、徐新建、汤晓青、彭兆荣等对此分别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做了论述。高丙中教授作了题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中国国家建设》的发言，认为目前学术界低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提法的意义，提出应该将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放入到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整体语境中进行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法使社会的文化成为有法定地位的、不可改变的公共文化，它是有未来的，有别于近代以来服务于中国国家建设的“文化革命”。徐新建教授在发言中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在分类上是自相矛盾的，在此基础上提出三个问题：第一，对于各自有别的文化认同而言，文化遗产如何发挥作用；第二，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方面，文化认同的功能是什么；第三，在多民族国家和多元化世界里，如何看待文化遗产与文化认同的区分与关联。彭兆荣教授作了题为《本草学：博物学与遗产学》的发言，他从中国古代有关“本草”的文献记载入手，围绕“本草名实”、“本草体性”和“本草博物”三个方面进行讨论，认为本草属于中国特殊、特有的文化遗产类型，具有中国式的“名实方式”、“体性结构”，是中国传统的认知、经验、知识、表述和技艺的集合体，属于中国式的博物学传统。力图以本草案例说明建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的重要性与可能性，延续了他近年来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及这场运动的思考。汤晓青研究员则选取了湖北的“新民歌”、“雁将班”、“龙船调”三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案例，指出地方民俗文化精英在“非遗”的文化语境中，日趋成为文化保护中的特殊角色，对地方文化的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用田野案例为高丙中和徐新建教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理论上的探讨作了很好的补充。彭文斌教授的《加拿大原住民的文化展示与认同》则为本次会议带来了一个海外世界如何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认同内在关系的案例。他首先指出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述并不一致，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应该多一些跨文化的比较。由于博物馆式的文化遗产保护更多关注展示序列等问题，关于遗产的拥有者到底是谁？文化遗产到底属于原住民还是属于国家？则很少提及，因此有平面化倾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法，在加拿大等国家备受质疑。他自己也认为在这些国家提倡非物质文化遗产实际上会剥夺原住民的认同感和历史感。纳日碧力戈教授将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引入人类学，认为文化遗产是活态的，关键在于如何用族群自身的话语去表达其具体的所指。并通过“天地通”的案例，区别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即建立在“类索绪尔式”思维之上的“实践理性”和讲究“形物与神韵相勾连”的整体性思维。前者将人神相对立，已经造成一系列世界性的问题，回归后者或许是人类未来发展的模式。李菲博士提出“身体面向”的概念，指出在非西方世界知识或许并不是认知的，而是要体知、习得和践行。非物质文化遗存的身体传承，不仅是“习得”并“活用”某种知识、技能，更关系到一个文化中成员如何“成为其所是”的社会化建构与认同。从而揭示出在中国本土传统中与身体面向相关的“身、体、践、行、习”等本土经验，探讨在西方遗产话语之外的另外一种可能性。

近年来，部分中国学者倡导将西方国家作为人类学的“异域”进行研究，“海外民族志”也因此成为中国人类学界的一个热门词汇，这在本次会议上也有体现。有着二十年法国生活经验，来自云南中医药大学的贺霆教授作了针灸在法国的传播的发言，认为针灸经过“法国化”后，其形态已经“过中国化”，在实际的操作中有浓缩、夸张甚至创造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趋势，反映的是西方居民以自己独特的文化资源对针灸这一舶来品的解读和重塑。贺教授进而指出，“过中国化”的针灸其实是西方文化的产品，应该如何面对西方社会数量众多的“过中国化”的“中国文化遗产”，或许人类学能够提供新的视角。

如果说以上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当代社会的遗产与认同问题，那么叶舒宪教授的发言则将与会者带回到华夏文明的初期，他认为早在秦统一六国之前，玉石已经维系着东亚大陆内在的文化认同，并用考古、文献和口头传统相互印证的方法构拟出一条横贯亚洲大陆的玉石之路，进而指出玉石是华夏文明构成的一种实质性的文化认同要素。

除大会发言以外，还有一些学者提交了学术论文，如罗庆春《彝族史诗<勒俄>生态美学智慧解析——以“雪子十二支”为例》、齐木道·道尔吉《草原文化的传承与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刘壮《地缘认同与中原想象——重庆苗疆边缘族群的族源表述》、王良范《族群叙事中的身份认同与建构——反排苗族木鼓舞的人类学解读》，力图寻找族群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智慧，以及在当下传承和发展中与族群认同的内在关联。黄萍《传统与现代的博弈：旅游扶贫下民族村寨文化遗产遭遇失忆冲击》、谭宏《文化生态变迁中文化偏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影响研究——以中国为例的实证报告》、王亚娟《文化遗产与认同下的旅游发展机会》则从旅游开发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文化遗产的处境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认同的变化。

最后，徐新建教授总结了三点：第一，会议在观点上有分歧恰好呈现出两种认知方式和两种表述系统，因此并不代表会议的不成功；第二，遗产是在认同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认同问题大于遗产问题，因此通过文化遗产达到文化认同应该是本次会议的总体框架；第三，已经展开的一系列有关遗产的讨论本身具有互文性，因此可以将这些会议放在整体的框架内做一个综合性的学术综述，这必将促进学术的不断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