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与世俗－甲居民俗研究

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_Research of folk-custom in Jiaju

刘亚玲

众所周知，在一些藏文典籍中，从来就有所谓“卫藏教区”、“多堆(康区)人区”、“多麦(安多)马区”，即“藏地三区”的提法。其中，“人区”的提法，恰如其分地道出了康区人文地理方面的特殊优势。从我国藏学界所研究的地域看，迄今为止，重西藏而轻青海、四川藏区的现象极为突出，选题取向、力量配备、资金投入都是向西部(西藏)藏区倾斜，使东部藏区（尤其是在文化上很有特点的康区的研究）相对滞后。

国内藏学界如此，国际藏学研究也不例外。自从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藏彝走廊”（徐新建教授认为根据其地貌特征，可称为横断山走廊）这个民族区域概念以来，这个“走廊”中的民族，才真正受到了重视。本篇特别选取位于康藏地区的甲居村作为田野调查地点。笔者并非意图反映整个康区、乃至更大区域的历史或文化现象而进行论述，相反，甲居村个案地域性极强，它只是康区的一个点。康藏地区被沟壑、高山、河流分割得相对零碎。只有通过点的集合、片的拼凑才能呈现得更多，并借以与周边文化相比较。然而甲居村也不是一个普通的点。

甲居村属于四川藏地的农区，其所处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很特殊：一是它属于嘉绒文化的发源地之核心地区；二是它本身属于苯教区，但受到藏传佛教教派的影响，有丰富的宗教文化资源；三是它处在农区又紧邻牧区，是农牧文化交汇之地。总的来说，甲居村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交融性和鲜明的地域亚文化特点。根据甲居村民俗所体现的特征，笔者选取神圣与世俗为话题。这个话题，在宗教学、人类学、哲学等领域，都有广泛的讨论。这些讨论有形而上的，也有形而下的。神圣与世俗本就是存在于实践中的生活方式。在甲居村民的民俗中，他们自然地融合于饮食、居住等日常生活中。

 本论文以个案为主，同时侧重它的实证和对象分析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实录，做甲居藏寨的民俗志。在中国人类学和民俗学研究中，目前少数民族的民俗考察里，有专题性的民俗研究也有村落的民族志的报告，但边缘地区的非汉族的民俗志是比较少。在此基础上，另一个方面，是进行一定的理论分析。这两方面是分而合的整体。在对甲居村的考察中，我发现它呈现出两条脉络，遵循传统宗教信仰的民间宗教人士与勤于旅游接待的乡民、转山的活动与旅游业的兴起都交织在一起。这两条路并行不悖且互相渗透。神圣与世俗巧妙的融合在甲居村民的民俗生活中，难分彼此。

 本论文力图通过整体民俗的描述，接近甲居民俗的“本文”。在对民俗进行叙述后，分两条线索进行研究，一条是时间的线索，即以当地人的生命历程与年度周期作为文化文本，用人类学的理论进行解读，阐释其背后的文化意义。另一条是空间的线索，丹巴县甲居村的转山活动为文本，阐释其多角度多层次的关联。甲居藏寨作为丹巴旅游开发的重点，旅游的冲击与其神圣信仰的互动，至关重要。

在结构上，论文由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首先讲述了笔者对“神圣与世俗”这个话题所吸引的缘起，然后提出了论文的研究问题、概念的界定，接着评析了相关的研究成果，最后介绍了本文所占有的资料情况。

 正文由五章组成，第一章对田野调查点甲居村的自然地理及人文情况进行了概述。自然地理等环境，对于文化的形成、延续、传承，起着重要的作用。从自然地理方面来看，甲居村位于横断山走廊高山峡谷环境，周围沟壑纵横，矿产丰富，动植物资源繁多。从人文社会方面来看，主要是对历史的追溯和对现状的简述。国家主导的行政沿革、当地的历史记忆，都是形成甲居村现状的积淀。第二章笔者采用民俗志的写作方法，从物质民俗、精神民俗、社会民俗等方面呈现出甲居藏族的民俗文化概貌。饮食、居住、出行，在世人看来，不过是满足其口腹之需、遮风挡雨及社会交往等世俗性的功能。然而，在甲居村民的民俗活动中，神圣是融合于世俗之中的。神圣通过显圣物得以显现其自身。在多种宗教信仰并存的丹巴地区，甲居村民保持了最古老的苯教信仰，建立了自己的一套神圣体系，相信万物有灵。在传统信仰守护下的甲居村，延续了其过往的文化传统。第三章以时间为框架，侧重阐述了甲居藏族的生命历程与年度周期。甲居村的时间，有神圣与世俗两种类型，世俗时间具有普同性，而神圣时间更能体现地方性文化特点，此处以神圣时间为主要叙述对象。神圣时间下的生命历程，是轮回、重复、可逆转的。甲居村民从一出生就被纳入了神圣的信仰中，作为人生大事的婚礼也是与神同在的，神圣一直伴随人们走向死亡。但死亡并不是终点，死与生没有截然的分界。对中阴阶段的人的照顾，在甲居村的丧葬仪式中，得到了凸显。在年度周期中，神圣时间以节日为间隔，重复出现。通过当地的节日，村民与神灵每年定时地重逢了。第四章以空间为框架，以神山信仰为主要对象，反映了甲居村民所具有的神圣地域等级。仪式空间的相对稳定，使对其的研究成为可能。此章主要围绕墨尔多山所辖的嘉绒藏区及其内部具有不同等级的神山体系而展开。甲居村民的观念中，有从小到大次第分布的神山体系。转山活动，就是在这套体系的指引下进行的，显示了不同层次的认同。第五章在旅游业的席卷下，甲居村民投入了民族旅游的浪潮中。笔者根据调查，将甲居旅游发展的历程进行了简述，并且从旅游人类学角度论述了旅游对当地民俗的影响。

 最后部分是结语。本部分由从外而内的三个不同层次渐次推进：第一个层次是从研究域来说，本文是康藏研究，乃至藏彝走廊多元文化的个案补充，是传统研究领域的新探索。第二个层次是从方法论来说，笔者通过对民俗志与民族志区别与联系的探讨，提出要在跨学科，甚至破学科思想的指导下，进行地方志写作的实践，希望在实践操作上有所贡献。第三个层次是本文的核心部分，在背景与方法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神圣与世俗理论学术问题进行了回应，以甲居为个案，探索了超越神圣与世俗二元结构的可能性。

 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本研究在长期的田野调查中收集了大量一手资料。与村民同吃同住同转山，更贴近当地村民的真实情况，有助于点的深入。另外又采用了问卷调查法等方式，照顾到面的范围。由于本文是在国家课题的支持下，并有多位课题组成员共同田野调查，收集到较多新材料。其中部分材料具有极高的探索价值，譬如笔者调查到甲居村保留了古老的八卦命名的方式。2、田野调查方法的创新型使用。在本论题涉及的领域内，在传统单点田野方法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笔者采用以一个田野点为中心，多田野点考察为背景的方法，不啻是一种创新。在具体田野工作中，笔者又使用了农村参与式评价（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简称为PRA）等实用技能型方法，并将其放置于当地语境中，也是一种探索。 3、研究切入点的新探索。卫藏地区一直是宗教研究重要地域，它被认为是“教区”。然而在众多的学术争论中，康区作为苯教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或者复兴地之一，是无可质疑的。目前学界的研究中还比较缺乏从民俗角度对康区村寨进行详细的解析，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笔者以保留传统苯教影响的康区村寨的民俗考察，为切入点，可以说是一个新的探索。基于此，论文的意义和价值体现在：首先是对嘉绒藏族一手资料的增添，为康区研究添砖加瓦。其次，借鉴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简称NGO）常用的应用型方式，运用在人类学调查中，更能体现当地人的观念。（刘亚玲）